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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北京不同，和上海更不同，廣深兩城多得是沒有圍欄的社區。畢竟小區好圍，城中村難圍，城中村的存在使得廣州和深圳生生不息，成為兩座更高包容度、低約束感的城市。

　　整體而言，廣州城中村的情況，又比深圳更為極致。其極致之處，譬如廣州高奢商場天河太古匯對面就是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而最高學府中山大學的對面也是一片房屋密集、電雞穿梭的城中村：康鷺村。

　　這篇文章要講的是城中村裡的故事。也講握手樓，也講打工者，但可能不相同的是，本文將以另一種情緒，跟著80後青年熊亞洲，進入廣州城中村的另一面，看見另一群人。

　　我的一位新媒體朋友給了我一個標題，《這麼會找錢的人，圈裡不超過10個》。我一聽就笑了，不愧是新媒體人，既標題黨，又符合一定的實際。

　　但我更願意講亞洲另外的故事給你，講一個80後青年，如何按照自己的意志，用20年過一種“做社會實驗般”的真實生活，講一個普通人如何努力地建設他的理想社區。

　　熊亞洲畢業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所985高校。我們和他開玩笑，如果他今年畢業，可能會去跑外賣或者送快遞。但是他畢業于2010年，當年正值22歲的熊亞洲，選擇的是南下東莞，進廠打工。

　　那是熊亞洲畢業之後的第一年春天，剛好女朋友也辭職，兩人都沒有特別的事情要安排，一種衝動重新湧上心頭不如就去工廠試試看。

　　兩人一拍即合，坐著轟隆隆的綠皮火車來，進入同樣轟隆隆的東莞去，在“世界工廠”裡過上了“兩班倒”的廠仔廠妹生活。985畢業，熊亞洲為什麼進廠？故事要從他上大學說起。

　　2006年，大一新生熊亞洲，意外走入北京五環外的一處城邊村，田野、市場上四處亂跑的兒童數量之多令他震驚。他們都是跟隨著打工的父母，而來到首都的流動兒童。

　　而同時，熊亞洲因為個子高、形象好，獲得了參與奧運會外賓接待的機會，很長時間都在做相關禮儀的培訓。

　　熊亞洲的一天經常是這樣的：上午還在奧運場館裡練著英文，下午就要坐兩小時公交，去到五環外一間牆壁漏風、沒有暖氣的打工者子弟學校裡做調研。

　　發生在皮村的故事，並不是一段俗套的獻愛心故事，因為眼前的孩子們喚醒了他幼時的記憶。2009年的春天，熊亞洲在皮村的打工者子弟學校做志願者，為了給孩子們籌備一場音樂劇，大量地採訪打工者子女。孩子們跟他講了許多：搬家的故事、思念老家的故事、和父母相處的故事、和朋友相處的故事

　　有一個五年級的女孩告訴熊亞洲，自己11歲，已經搬過20多次家。她經常是早上背著書包去學校，等四點鐘放學回到家，發現家就空了，東西已經搬完，然後爸媽就會告訴她，家已經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自己必須要跟著換一所學校。因為經常搬家，學校的學費都是按月繳納。

　　“最傷心的事情是什麼呢？說起來也很心酸，她說是沒有時間跟同學和老師道別。”熊亞洲每次說起這個細節都容易哽咽。

　　1990年前後，熊亞洲的父親在重慶擺地攤，他們一家三口租住在別人家的陽台上，一張床板幾乎就是他們的家。印象當中，熊亞洲的童年也老是搬家。父母挑著擔擔在前頭，爬坡上坎，他提著一個小桶跟在後頭。

　　中國進入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遷徙期，而人口劇烈流動對生活帶來的衝擊，曾在一些孩子的心中留下痛感，卻無人看見。

　　2007年，北京海澱區田村的一所民辦小學桃園學校 / 攝影：韓嘉玲

　　熊亞洲帶著孩子們做了一台音樂舞台劇，去北京各大高校巡演，北航、北師大、北大、清華每一次演出完成之後，孩子們站在台上亮亮的燈光裡謝幕，再和台下的大學生們對話。“北京折疊”似乎被打破了一點點。

　　一位清華的學生站起來問：為什麼要誇大本地孩子和外地孩子的衝突？他問的是音樂劇中的一個情節過年的時候，打工者的孩子拿著父親做的木頭手槍在玩，被北京本地的孩子嘲笑“不值錢”，因為本地孩子的激光槍幾百塊一把。

　　“你自己到村子裡去看看瑞典隊再奪世乒賽金牌，看看孩子們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的吧！如果你覺得我誇大了，那我告訴你，我們沒有講的故事其實更多。”

　　他憤怒什麼呢？可能是憤怒對方沒有看見，卻先入為主，也可能是憤怒對方看見了，卻只是“看客”，以一種理所當然的惡意來審視弱勢者的自我剖白。他為孩子們好不容易的勇氣被懷疑了，而憤怒。熊亞洲絕不想做看客。于他而言，既然看見了，就無法背過身去。

　　從大學一年級第一次去城中村開始，熊亞洲和同學們就會有很多討論，“為什麼孩子們的處境是這樣的”“他們的父母是否應該來到大城市”，有人說孩子這麼苦，打工者不該來，有人說城市應該為流動者做好準備這群大學生們不斷地詢問平等與正義，聊著聊著最後吵起來。

　　熊亞洲開始求索。從大二開始，他幾乎看遍了學校圖書館裡所有和貧困有關的書籍，他在互聯網上檢索世界各地的貧民們是如何生活；還把課表排得滿滿的，從北航騎自行車去北大蹭課，上哲學、社會學、經濟學的課程，甚至在北大上晚自習，就是為了搞懂自己眼前看到的社會到底是“為什麼”，為什麼孩子們的處境是這樣beat365官方登錄入口beat365官方登錄入口。

　　理解的前提，有時是“看見”，有時甚至需要“成為”。人與人之間的悲歡常是不相通的，可能只有換一個身份，才能深度理解，深度共情。

　　既然皮村的孩子們總是說，“我的爸爸在廠裡怎麼怎麼樣”，“我的媽媽在廠裡怎麼怎麼樣”，那熊亞洲就想去感受一下，為什麼孩子們的爸爸媽媽會這樣和那樣。

　　于是，在畢業之後，一個無所事事的春天，就有了那一張南下東莞的火車票。不對，是兩張，熊亞洲和他的女朋友福菊一起。兩個中國青年，兩顆單純的心，進入工廠。

　　割掉一個小玩具上的毛刺，這個動作瑞典隊再奪世乒賽金牌，熊亞洲一天要做5000次。他本是以一種非常輕鬆的狀態進入工廠，沒有預設一定要幹多久，掙多少錢，卻仍舊感受到了這一種絕望感。每個人都埋頭做工，左和右都不交流。

　　他突然想到，過去那些社會學的研究，記者、學者們對打工者的理性分析，或許只是理解工人的一種方式罷了，絕不是全貌。反而是到了真正的工廠環境裡，站在了大家的身邊，才能夠感受到一種結構性的壓力，感受到人在環境中的身不由己。“如果你是他，你不一定比他做得好”。

　　在工廠幹滿三個月時，熊亞洲應一位南方週末記者之約，離開了流水線，參與一個服務流動人口的公益創業項目。那是一個各界人士高度互動的年代。工廠，也是某種程度的時代“現場”，關注打工人處境的人彼此遇見、結成同道，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

　　這個創業小團隊，是一個“記者與大學生”的組合，他們在深圳注冊成立一家民辦非企業組織，熊亞洲與女朋友福菊都在其中。

　　他要搞懂如何搭建組織構架，組建理事會，如何寫項目書，如何籌款，忙到最後才是他最熟悉的“做服務”。一切行動變得繁瑣、牽一發而動全身，但也變得正規。

　　從北到南，從學生到社會人，問熊亞洲在打工者社區看到的有何不同，他說，在北京做的打工者服務是非常聚焦的，就是解決打工子弟上學難的問題，到了南方，做的事情更雜一些，要做流動兒童服務、家庭服務、打工者中介服務，還要做社區營造的工作。這和南北打工環境的不同有直接的關系。

　　北京打工者多是流動攤販，小個體戶，或者在小作坊打工的人，他們舉家來到北京，最慘的問題就是孩子上學困難的問題，但是珠三角則是熱烈的年輕工人之城，一間大工廠的人數可以接近一個小型鄉鎮的人口，一放假，烏泱泱一片盡是人頭攢動，年輕的人們有各種各樣的需求。

　　也是到了南方，熊亞洲才發現打工者的問題要復雜得多。原來人找工作是會被騙的，找對象也會被騙，甚至有的人連被對象騙的機會都沒有瑞典隊再奪世乒賽金牌，很渴望“被騙一次”。

　　熊亞洲在工廠裡見到過三十多歲的單身男性，只要和他發起對話，就會談到“婚戀”。熊亞洲想要做服務流動兒童的公益創業，但是對方毫不關心，因為他連婚都還沒結，不可能有兒童，他很希望熊亞洲能做一個婚姻中介的公益服務。

　　熊亞洲還遇到了許多做傳銷的父母，他們把孩子帶在身邊，卻很少管教。他們的孩子也非常需要來自于社區的支持。但是很顯然，孩子的問題不僅僅是孩子的問題，還和許多其他的社會問題攪在一起，十分復雜。

　　這樣就導致，即使熊亞洲想要做單純的兒童相關的服務，比如解決“孩子放學後去哪裡”的問題，都要和非常多復雜的家庭、社會背景打交道。也正因為此beat365官方登錄入口，當時熊亞洲所在的機構的選擇是“什麼都做”。

　　什麼都做，意味著什麼樣的項目款項都要去籌，而每一樣都籌得不多。方向不清，這也導致了這一次年輕的公益創業只做了兩年就失敗了。

　　“不同的人，不同工種，不同的社區類型，它的需求是差別很大的”，熊亞洲開始有意識地形成一套識別不同的流動人口社區的框架。

　　而第一次公益創業失敗，也伴隨著熊亞洲的人生進程往前，女朋友福菊成為了他的妻子。公益行業的薪水實在太過微薄，為了新的小家庭，熊亞洲進入了一家企業做銷售，獲得了更高的收入。

　　當然，那份工作幹得不久瑞典隊再奪世乒賽金牌，就離職了。關于那一份工作，熊亞洲常提起的只是一個細節，他的直系上司因為業績不佳被辭退時的一個細節。

　　前幾分鐘，那位職場女性還在開組會，給大家打雞血，後幾分鐘她就被領導叫去，半小時內收拾東西走人。離開的時候，公司派了兩位人事全程盯著梢，“擔心她拷貝走公司的銷售數據”。

　　那種斷崖式的、不信任的、毫無尊重的“被離開”，衝擊了熊亞洲的價值觀。他從來是一個會為心中的平等和他人的尊嚴而發怒的人，當年在清華舞台上如此，如今在職場中依舊如此。

　　2014年，他迫切地回到自己的關注議題，在廣州黃埔的一個城中村，再一次進行公益創業。這一家公益組織，有一個溫馨的名字，比鄰公益服務中心（後簡稱“比鄰”）。

　　比鄰所在的工業區，是廣州黃埔一個以汽車產業為主的區域，外來工人數量遠遠超過本地人，許多工人都在此居住了十年以上，其實是一個相對“固定”的流動人口社區。

　　在逐步了解社區後，熊亞洲也和同行們反復思考，終于達成了“在當前階段，流動兒童領域內大家想要解決的社會問題到底是什麼”的共識是0-6歲要和父母在一起，6-12歲要上好學，12-18歲要有異地參與中高考權利的問題。

　　因為在實際工作中，熊亞洲發現，比鄰的工作人員辛苦支持、鼓勵一個孩子一整年，可能突然某一天孩子就不再來活動室了。去追問，原因可能是父母在家甩了他一耳光，或者是一句重話。社會組織大半年的努力，就煙消雲散了。

　　想要解決孩子的問題，不可能繞開父母，但和家長做“正面教育”的倡議往往是困難的，甚至都說不出口。

　　他們可能在工廠車間、烈日街頭、樓裡巷裡辛苦工作了整整一天，回到家發現孩子下午4點半放學，到晚上8點還沒有寫作業，怒氣難消之下，根本顧不上還要去“正面教育”孩子。

　　父母們在工廠裡、平台上，也許遭遇過更多的戾氣，很難學會對孩子輕聲細氣。這種社會大生產的戾氣，無法自制地甩到兒童的身上。

　　熊亞洲也逐步意識到，要做流動兒童支持，必須先要做流動家庭的支持。于是，比鄰才逐步從單一的兒童支持，走向女工支持、家庭的支持。

　　在城中村的許多握手樓的樓梯側邊搭起了書架，建起一處處城中村的Mini圖書館beat365官方登錄入口，讓工友的孩子們下樓就可以借到繪本；

　　向家長們提供孩子上學的相關信息咨詢和及時的政策解讀，讓家長們可以抓住機會，把孩子留在身邊讀書；

　　比鄰還會不斷地舉辦活動，幫助工友彼此認識、連接，建立感情；甚至還租下一棟屋，向工友們提供租賃房屋、法律援助網絡等等支持

　　2023年夏天，我曾在比鄰見到一位正陪孩子讀繪本的工友媽媽beat365官方登錄入口。閒聊之間，她告訴我，剛到廣州來時，全靠老鄉之間彼此支撐，現在，“比鄰和老鄉一樣重要。”

　　但是再往前一步，一個社區服務的草根公益機構做得再好，只有三四個員工，是不可能完全“解決”一個城中村裡上千萬流動人口的問題的，他們提供的，是一種別處沒有的關懷，是一種解決問題的助力，一種“以人的力量來幫助人”的信念。

　　到底能幫助多少工友和孩子“在一起、上好學、在廣州中高考”，他們只是盡力而為。更直觀地來說，比鄰在做的，是一種近似于“創口貼”的工作，是不斷地為有痛感的流動者擦拭傷口，而不是治本的工作。

　　第七次人口普查中顯示，中國有4億流動人口、7000萬流動兒童。這個龐大的數據的其中一面是流動人口的問題龐大beat365官方登錄入口、根深且蒂固，另一面，則是議題難解所帶來的社會性的忽視。而後者，映射在流動兒童領域，則是議題“被公眾拋棄”的擔憂，是籌款難的艱難生存處境。

　　疫情之後的幾年，熊亞洲身邊已有多家社區服務的公益組織有了生存危機。2025年剛剛過半，珠三角地區已經有兩家深得人心的社區公益服務機構發出生存求助信。（負責人說 我們的籌款日常）（淋過雨，想為別人“撐傘”）

　　聊起這些，我作為一個行外人都感到焦慮，但熊亞洲卻始終笑呵呵。他有他的視角。似是海浪不斷湧來，海灘上滿地都是渴水的小魚兒，總有幾個人會不忍心，將小魚兒一條一條扔回大海。潮汐不停，他們就不會停下來，即便微不足道，但“這條小魚在乎”。

　　2017年，老吳生了一場病，在廣州動手術，因為身邊沒有家人，比鄰的員工就去探看、照顧。老吳是一個樸實的人，他想得很簡單，誰對他好他就對誰好，他告訴比鄰的工作人員，“滴水之恩，湧泉相報”。

　　在此後的六七年時間裡，老吳一直作為核心志願者在社區幫忙，包括疫情最嚴重的2020年，老吳全身防護，騎著自行車和比鄰的工作人員一起去送防疫物資。

　　泉哥是比鄰徒步隊的隊長。比鄰有很多由工友們組成的興趣小組，活躍的小組幾乎每一週都會舉辦活動，徒步隊就是其中之一。泉哥為徒步活動做策劃、踩點，每一次都樂在其中。

　　到如今，這些活動已經不需要比鄰工作人員的安排，只需要做一些簡單的後勤和維護工作，就能夠靠工友們日常自運營。

　　在城中村工作之後，熊亞洲常常驚嘆工友們的能力，他們分明就是沒有戶口的“本地通”。有些時候，工友們確實是需要被支持的弱勢者，但在另一個緯度上，他們同樣也有非常強壯的一面，可以幫助到他人。

　　熊亞洲樂于看到城中村裡這樣的場景，這是他離開那個強競爭、低尊重的職場的理由，他會為社區裡工友的微小改變而拿起吉他，寫一首歌，鼓勵自己繼續往前。

　　就這樣，將近9年的時間裡，比鄰逐步在黃埔的城中村裡建起一方小小的獨特天地，與工友們建立了彼此看見、平等、支持的關系。

　　畢竟工作9年，轉身回看，流動人口越來越多，問題持續存在。每一年暑假，仍有孩子被迫離開父母身邊，獨自回到老家，熊亞洲和他的同行們難免會產生倦怠感。

　　支持比鄰的，是熊亞洲的行動軌蹟中，另一條容易被人忽略、卻很驚人的暗線，就是他在比鄰營造的職場文化。那並不是普通的職場文化而已，而是熊亞洲作為一個普通人，在以自己認同的價值觀創造的一個小世界beat365官方登錄入口。

　　熊亞洲在2022年進入廣州公益慈善書院（後簡稱“書院”）學習，他的畢業作品，就是書寫比鄰的組織文化。他懷著自信與柔情，在書寫他們如何“支持人成長”的故事。

　　工資不是秘密，因為都是大家開會討論出來的分配結果，包括新入職的員工也可以坐下來聊“自己今年想領多少錢”。機構也會根據每年不同狀況而做一些微調，誰遇到了麻煩，誰結婚或生子，到了特殊的社會階段，都可以獲得一定增幅的支持。比鄰會給出時間，和經濟的支持，等待個體的成長。

　　在比鄰，領導和員工之間的薪水等級幾乎沒有區別，因為大家討論之後認為，每一個崗位的工作都非常重要，應該得到同等尊重，最後決定以工作年限來確定工資額度瑞典隊再奪世乒賽金牌，而不以職級來分配工資。

　　甚至近幾年，熊亞洲作為機構負責人外出分享、講課，也將大部分講課收入捐回機構。因為他認為，他所講敘的是機構的經驗，而經驗是大家共同所得，所以選擇將這一份“外快”充公。

　　還有，比鄰上班不打卡，不考勤，也沒有績效工資，如果需要請假，只需要在群裡說一聲，同事們彼此同意，就可以。

　　而比鄰的活動室有超過20把鑰匙，分給3個員工和10來個核心志願者，每人都有一把。機構的公章就在抽屜裡裝著，那個抽屜從來不上鎖。

　　我詢問熊亞洲，公章這麼重要的東西不上鎖，你就不擔心出事嗎？他哈哈大笑，答非所問，說從來沒有出過事。我追問，“萬一呢？”他回答說，那就等問題真的出現時再解決，如果他營造的社區裡，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出現風險，他會承認，也會承擔。

　　還有一點，比鄰很早就建立了反不當性行為的職場規章制度，為了在職場中形成更友善的性別意識，這一項甚至被列入了新人入職培訓。

　　如此一一細數而來，比鄰的組織文化多少算得上有些“奇葩”，它絕不符合一切現代化管理的規章制度，甚至不是一般的公益組織的管理辦法，但是非常神奇地受到了同行的廣泛認可，服務的結果也受到工友們的贊美。

　　當然，比鄰的職場文化現狀不一定適合其他機構，但是卻在黃埔的這個城中村裡營造了一個近乎熊亞洲的“平等”之理想的小環境。

　　如果願意追溯的話，這種特殊的職場文化，也可以在熊亞洲個人的生命時間線中可以找到脈絡的，甚至可以在整個打工者公益服務行業中找到脈絡。

　　從一開始，熊亞洲工作的要義就是維護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與關系，對于他而言，通往人生幸福之路絕不是金錢與競爭鋪就，而是尊重，是平等。

　　熊亞洲在工廠裡看到太多“容易被替代”的個人。這些人都是非常可愛的，值得被支持、珍視的。所以，他所期待的職場，是不以技能的可替代性、經濟生產力的高低來定義一個人的價值的職場，他首先承認每一個人生來即不可替代的尊嚴，再去鼓勵個體在職場中的發展。

　　薪酬平等，是他們對不同工種的重新評價，配20把鑰匙分給志願者，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對社區文化的重塑。平等與信任，始終是熊亞洲人生方向的關鍵詞。

　　當年意氣風發的985畢業生南下東莞時如此，後來離開銷售崗位、重回公益界時亦如此，接著是比鄰的9年發展，他和伙伴在社區做服務時，同樣從人的平等與關系中汲取激情和前進的動力。

　　在書院的學習過程中，熊亞洲接觸到許多來自不同領域，不同議題的公益伙伴，他反復地被鼓勵，從過去中汲取將來的力量。公益慈善領域的博雅通識教育，也為他的轉型提供了深層次的思路。

　　MPS畢業時，他交上了一份關于比鄰的組織文化的行動研究，為比鄰9年的工作留下一個句點。如今，他也已經離開機構瑞典隊再奪世乒賽金牌，開始從事流動兒童議題類的籌款，和為領域內年輕機構賦能的工作。

　　因為，在珠三角流動兒童領域裡，像熊亞洲這樣服務時長近于20年，仍初心不改的人，兩只手數得出來。

　　走得遠，踩的坑就多，經驗也更多。看到身邊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社區服務機構遭遇各種危機，熊亞洲和幾位同樣老資歷的同行們商量，他們是時候跳出來，去分享經驗，利用經驗為行業做一些賦能的事了。

　　時而留守，時而流動，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經常是同一個孩子的兩種狀態，但是在議題籌款上，流動兒童顯然是更難的，更沒有資金做服務。這在議題層面上，是失衡的。

　　另外，在流動兒童領域服務的公益人，許多是從打工人轉行而來，是“被服務者”轉變成“服務者”的，大家極有熱情、信念去做支持他人成長的工作，願意深耕社區，但是卻很難向捐助人、資助方開口去籌款。

　　熊亞洲看到，這個行業內的人，做傳播、籌款、和公眾對話的意識都比較弱。也因此，太多社區的公益組織遭遇生存困境，沒有錢活到下一年。

　　還有資金困難帶來的人才流失，社區服務知識的斷層站在一家小機構裡，熊亞洲看到了行業的限制。

　　“我希望流動兒童議題被大眾，被資源方看見。不是看到某一個單獨的機構，而是要看到整個生態，包括這個領域的議題伙伴們的生存狀態，工作狀態......以致于帶來這個領域根本的改變。”

　　他和幾個同樣有十幾年服務經驗的“老伙計”，感覺到一種使命覺得必須離開一線，往前再跨一步，才能為更多人解決問題，擺脫限制。

　　小到如何籌款、如何做項目執行、如何與資方溝通，中間是如何為其他的機構賦能，如何成為領域內的資源鏈接者，大到如何推動流動兒童就地上學的政策的改變，這些都是熊亞洲和“老伙計”們一起想的事。

　　他們開始擁抱自媒體時代，有些笨拙地開始更新視頻、寫文章，出去見捐贈者、見企業，從一個機構的負責人，成為一個行業議題的倡導者。

　　千禾（廣東省千禾社區公益基金會）也成為熊亞洲的伙伴。這家基金會，已經在南中國社區深耕16年，它在珠三角地區數十家社區服務機構之間建立起網絡，成為一線服務者與資源方之間的樞紐，也一直在為流動人口議題的公益伙伴提供能力建設的相關支持。

　　同道中人匯聚在同一種信念之中：他們想要建構一個新的社區生態不再站在海邊做扔回魚兒的人，而要去做一些政策倡導的工作，他們想要改變海灘的天氣和潮汐，根本性地解決流動兒童沒辦法和父母“在一起”的問題。

　　接下來的路，熊亞洲也知道困難。但一步一步，從志願者到創業者，從一線服務者到行業的支持者，流動兒童上學的困境還在，使命就還在。

　　看見了，就無法背過身去，熊亞洲彈著吉他唱著歌，繼續往前。他從未失去一個普通人想要改變世界的勇氣。